近期针对莫言的争议和讨论仍在持续，对于莫言这一代作家的局限性，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莫言的“复杂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知名编剧汪海林认为，莫言当年发言挺教员导致被孤立，不应简单给他贴标签。莫言的作品《在毁灭中反思》和阎连科的《比世界更大的村庄》等作品，都展现了基督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基督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母题之一，在东西方交流碰撞中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讨论文学现象时，我们不能忽视建国后以来的社会大背景，以及中国作家们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作家，更是喜欢开“药方”的人。在文学领域聊基督教可能没问题，但将基督文化内核作为文学的唯一标准就有些过了头。文学的归文学，其他的归其他，这是我们需要清晰认识的。
时代的发展使得莫言这一代作家在年轻一代中继续繁殖的渠道被斩断。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乡土文学是难以回避的，但我们不应盲目接受主流文坛的话语规训。莫言仍在写《左镰》等作品，但我们应该让一切自然地更新换代。在选择乡土小说时，推荐《一句顶一万句》，这本小说探寻了乡土题材背后的精神症结，但乡土文学无法解答现代问题。
在公共争论中，我们需要让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历史的归历史，科学的归科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莫言这一代作家们并非哲学启蒙者，我们不应轻信他们的作品具有哲理和思考深度。让我们清醒地看待作家们的“药方”，不要被文人在社会中的光环所蒙蔽。
